在这场商业布局和海上战略的博弈中，日本、中南半岛以及日益庞大的内部市场，成为了新明避免经济损失的关键因素。对于朱慈烺来说，这些区域不仅仅是大明维持经济平稳的重要支柱，更是能够打破外部压力，提升内生经济的基础。新明通过有效的海上控制和贸易策略，已经逐步掌握了这些地区的贸易命脉，具备了强大的经济缓冲能力，而这种缓冲能力，使得新明能够在外部挑战来临时，保持相对的稳定。
在新明的这一战略蓝图中，日本和中南半岛的市场地位尤为突出。
朱慈烺深知，西方列强的势力，尤其是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这一带的活跃，若不加以遏制，将会严重削弱大明的战略空间。因此，在李霄林准备发起攻势之前，稳住日本和中南半岛的局势，成为了朱慈烺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这不仅仅是要确保这些地区的商业利益不被外来势力瓜分，更是为了切断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后勤补给线，彻底摧毁他们在亚洲的商业和军事影响力。
这一切，李霄林在这一刻才真正意识到。作为一个熟悉海上贸易的资深商人，他从未想过商业的谋划竟能如此深远、复杂且精准。
在这一切背后，李霄林感到震撼的，不仅是朱慈烺的眼光和胆略，更是这种谋划的深远程度。若不是亲眼所见，李霄林很难相信一个国家的商业策略，能够如此细致入微地策划到每一寸海域、每一条航线、每一块市场。
当然，李霄林并不清楚的是，这一切背后的本质远比他所看到的更加复杂。朱慈烺的思维早已超越了当时的经济模式，三百年后，关于金融理论的成熟将会揭示出更深层次的真相。
而朱慈烺在这场贸易布局中的金融手段，以及依赖强大制海权所形成的竞争优势，都是建立在这一庞大理论框架上的。这不仅仅是一场海上贸易的博弈，更是一场跨越时代、超越传统的经济战争。李霄林虽然眼下还无法完全理解这一切，但他已经深刻感受到其中的分量。
如果这项计划能够顺利实施，不仅仅是市舶司的商船能够在海上畅通无阻，甚至连原本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商贸活动，也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展空间。尤其是通过持有“市舶司”令牌的商船，不仅可以轻松绕过原有的贸易壁垒，还能承接到更多的运输订单，这意味着商船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和盈利空间。
若单单从经济账面上看，市舶司的令牌销售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源泉。仅仅靠卖令牌，每年就能带来数十万两的进账，甚至翻倍增长至四十万两白银以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对于大明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收入和军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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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这一系列的商业计划，也能逐步为大明积累起更强的资本和影响力，将台湾、南洋等地区的大明商人和百姓纳入国家的保护之下，从而在保障其安全的同时，也能够从中收获更多的商业利益。
然而，李霄林在感受到这一切的同时，心中也有着无数的疑问与困惑。他曾在无数次的商业往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如今的局势却让他意识到，这场战争已经不单纯是商业的争夺，更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海上强权与海上贸易势力之间的一场深刻对决。
朱慈烺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实际上是在为新明打造一条新的经济命脉，使得大明能够通过贸易和海上控制，将其他强国排除在外，甚至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不仅仅是为了打击外来势力，更是为了给大明创造出足够强大的经济底气，支撑其未来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这需要强大的海上军力作为支撑，而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任务。要想稳住日本和中南半岛的市场，驱逐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势力，大明需要进一步加强海军力量，确保航线的安全。
同时，这还需要与其他大国的博弈和妥协，特别是在外交策略上，如何维持平衡，如何稳住其他列强的态度，将决定新明未来能否顺利实现这些宏大目标。
在朱慈烺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之下，南洋、台湾等地的地方势力几乎没有任何拒绝大明要求的余地。南洋地区手工业基础薄弱，本土工坊寥寥无几，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依赖外部输入。
而台湾虽然土地肥沃，但也主要以农耕和初级物产为主，工业产出微乎其微。正因如此，这些地区对于大明境内倾销而来的手工业品、日用物资都表现出极大的需求，而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各种原材料、特产作物，同样需要更为广阔的市场来消化。
这便是朱慈烺政策制定的关键点。只要牢牢掌控贸易流向，让大明成为海外市场的主导者，那么大明的海外百姓便会在商业体系中获得天然的优越地位。
作为大明的臣民，他们不仅能享受到优先贸易权，更能在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动权。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臣民，他们的归属感和优越感自然而然地产生。
而这份归属感的形成，正是稳固海外势力、确保大明影响力持续扩张的关键。回顾此前大明实行海禁之时，海外华人多被逼入灰色地带，甚至在许多地方沦为二等公民，备受排挤。
然而，如今大明以贸易立国，重新确立海上秩序，赋予海外百姓前所未有的特权和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凭借祖国的支持，在当地势力中占据重要一席之地。
这种经济利益的绑定，让他们不再如从前那般对朝廷的政策心生抗拒，反而更愿意接受来自大明的管理与指引。(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