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4章 召见禄东赞
自永徽六年以来，在李治的主导下，大唐内政有过几次大的改革。
最先改的是田制，从均田制改为租田制，田地全部收归国家。
虽然当初阻力很大，但这几年下来，百姓们发现与原来的均田制并无区别，反正田还是自己耕种。
而且改制之时，那些田地被侵占的百姓，又得以重新分配良田。
那些侵占百姓田产的大户，不得不将侵占的田产吐出来，相当于一次土地再分配。
田地归了国家后，那些大世族想要再吞并百姓的田地，就变得十分困难。
当然，办法还是有的，却需要耗费大量精力，风险也高，这几年来，土地兼并的现象减少了很多。
这也是大唐这些年不断征战，又将府兵改为募兵、军费大幅增加，财政盈余却依然节节升高的原因。
田制改革的良好效果，也在无形中提高了皇帝的权威。
就比如这次对大食的作战，称得上劳师远征，又看不到明显的好处。
若是几年前，朝中文官必定集体反对，如今却几乎听不到反对声音。
国家既然有钱，大臣们又何必跟皇帝唱反调呢？
田制改革后，朝廷也有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比如兵制改革。
如今府兵制正在朝着募兵制缓慢过渡，这次远线作战，动用的正是募兵。
他们不需要顾虑家中农事，每个月都有俸禄可领，直接发放家中，足以养家糊口。
如此，便可以安心在前线作战。
最后一个则是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进行了两次，第一次的侧重点，主要是取消了租庸调中的庸，让百姓们不必再承受繁重的徭役。
此事推进最为困难，因为失去免费劳力，朝廷需要钱雇佣，会增加一笔额外开支，又看不到任何好处，当时反对声音很大。
李治通过在鲁城县试点，让朝廷大臣们认识到，取消徭役，会在无形中释放民力，增加生产。
而且雇佣百姓们干活，又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领钱做工的效率，比服徭役的百姓强了数倍。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的官道、桥梁、渠河等基础设施，大幅提高，各个州县的产出也一年比一年高，商业发展迅速，民间一片欣欣向荣。
尤其是河北地区的百姓，原本对朝廷怨愤甚深，如今日子好过了，这些怨恨也不知不觉消弭于无形。
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燕山会在河北已经几乎销声匿迹。
朝廷攻打高句丽那会，他们还上蹿下跳，结果被河北百姓大量举报，一批骨干都被抓了，飞羽班也是那时候被误抓的。
剩下的余孽，见燕山会这个旗号不大管用了，也只好回到老家，耕田为生，毕竟也要生计。
税制改革的第二个侧重点，是将收粮改为收钱。
以前都是百姓们向县府纳粮帛，县府再将粮帛运送到州府，州府最后运送到长安、洛阳。
所以以前的国库里，大部分是粮食和布帛。
李治后来改制，想简化收税流程，将收粮帛改为收钱。
不过后来与朝臣商议，发现如果直接收钱，百姓们需要把粮帛转换成铜钱，容易遭奸商压榨。
因此，百姓们依然交粮帛，再让县府官员找粮商布商换成钱，最后再上交国库。
这样可以节省一大部分运力。
这项改革对民间没有影响，最大的改变是国库中堆满了铜钱和布帛，也导致一度出现铜钱荒，民间多了许多假币劣币。
武媚娘因此建议过李治，铸造新钱应对，李治却没有同意，而是采取从倭国挖取金银矿，用金银填补市场铜钱的不足。
自大唐得到倭国一半左右领土后，户部便下令瀛州都护府的州县，雇佣矿工，开采金银矿。
因此每个月都有大量金银流入大唐，缓解了铜钱压力。
铜钱不缺了，劣币和假币自然不再受青睐，那些背后之人见不能谋利，自然也就去想别的生财法子了。
西域国家很多都以金银为钱币，随着大唐这次一战震惊西域，以后来大唐的商人也会越来越多。
换句话说，流入大唐的金银也会更多，换取大唐的丝绸和茶叶，货币问题正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李治本以为国家内部一切向好，不需再行改革，然而这次羌人收税的问题，又让他发现一个新的问题。
不仅是羌人，百济、漠北、安西等地的税收，因特殊缘故，税收标准都与其他地方不同。
简单来说，大唐打下一片新土地后，朝廷会先免税三年，让其恢复元气，再开始收税。
税收的标准，则需要依据户部的评估。
就比如昆藏都护府，生长在这里的吐蕃人，原是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方式。
这里无法种植稻粟，主要作物是裸麦（青稞）和小麦，可耕农田不多。
又因海拔太高，大部分地区都是无人区，户部评估后，认为其产出很低，便将收税标准定为其他州县一半。
然而仔细一想，吐蕃生产如此之低，当初的吐蕃国又怎能如此强大？
李治隐隐猜到问题所在，为了确认心中所想，便传下旨意，召禄东赞入宫。
禄东赞上次与李治坦白之后，李治便给他换了一个三进大宅居住。
去年岁末，钦陵来到长安时，又请求李治释放禄东赞，然而依然被李治拒绝。
他现在倒并不担心禄东赞的威胁，留着禄东赞，只是为了随时征询昆藏都护府出现的问题。
这天上午，李治处理完政务后，在临湖殿召见了禄东赞。
这位吐蕃人的气色，比上次见面时好多了，这还要多亏李治将吐蕃迁移到天竺西北处的平原。
对如今的吐蕃人来说，根本不敢再去想收复昆藏地区，只盼离大唐远一点就好。
所以李治将吐蕃向西北迁移的决定，双方其实都很满意。
李治一向对禄东赞很尊重，给他赐座，又命人奉茶，茶毕，才问起吐蕃以前的税收制度。
禄东赞毫无隐瞒，将吐蕃税收制度的三个发展阶段全部说了。
李治听完后，不由大吃一惊。
吐蕃税收之高，远远超过他的想象，而且税收制度，正是禄东赞一手设立。
松赞干布时期，吐蕃还没有完善的税收制度，直到禄东赞当政，吐蕃的财政制度才趋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