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说笑，纵观历史，除唐太宗的马周、肃宗的李泌，何曾有布衣宰相？”李丹连连摆手：“再说，学生年不足十六，大人若为丹好，还是莫开这样玩笑罢。”
“诶，甘罗十二能拜相，卿已年近十六矣！”赵重弼却不放过他故意调侃。
两人玩笑几句，赵重弼方接着刚才的话题，总结说：“听你意思，首先是整备余干的团练，湖匪顿兵城下、师老兵疲便于官军围剿。
至于矿徒作乱，你建议是对其谈判、分化、瓦解，以抚助剿。我说的可对？”
“大人说得对，丹所说确实是这么个意思。”李丹点头：
“湖匪在水面上往来，习惯于自由散漫、轻视法度，所以彭泽周边多有恶性大案连连发生。
当官军力有不逮无法兼顾时，我以为真正凶恶、狡猾的心腹之患是湖匪，而对矿徒则可以用重抚轻剿的策略对待。
大人，既然我们力量可能有限，不如先解决一头，再顾及其它。
当人只有一只手时，该攥紧拳头才显力量，伸开巴掌却易为人所乘、各个击破！”
“但……，你提到第三步再去对付杨星，我有个疑惑：那杨星会这样木呆呆地眼看我们对付湖匪和矿匪，却不来相救么？”
“有可能会来。”李丹点头：“而且还可能会兴起大兵哩。”
赵重弼也大致讲了下官军这面的情况，可以说比李丹想象的还糟糕。
申请成为军户的家庭可领到与人丁相应的土地，四十亩以内免赋税，上缴四成给卫所做军粮，四十亩以上及新垦荒地赋税减半。
“哦？你对他下一步怎么看？”
如娄自时、银陀、杨贺这等巨寇渠帅，哪个不是矿主、矿监，其手下信用大将又大多是原工头、把头，作战至今我还没听说过有几人是纯粹的工人苦力或刑徒出身。
卫设指挥使，行万户级别，平时由兵部管理并提供补给，进入战备状态（府以上区域性动员令）后向所在省（路）的都指挥使（万户级别，隶属五军都督府）负责。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湖匪蓼子串联他们时比较容易拉拢利诱。
本朝军制以承袭前朝为主，军队的构成大体分为三类：卫所兵、营兵和城戍兵。
但自宣宗皇帝以来，九边及西南、东南地方的卫所兵对频繁出动影响农事大为不满，故宣宗后期决定在卫所制外采用募兵补充。
在府治鄱阳有五千人，此外浮梁（景德镇）两千人、德兴千五百人、乐平一千人、万年两千人。
安仁可以说是个试金石！”
这个军户一旦申请了军籍，一般是不允许脱籍的。但如果可以募集到其他愿意顶替加入的户主（见注释一），那么他可以在缴纳一笔不菲的手续费用后脱离军籍改回民籍。
这种方式随着前朝的扩张影响甚广，李丹依稀记得，俄国哥萨克就采用类似这种服役制度直到帝国垮台。
由于各地镇压的需要，饶州府的兵力空虚了，主力都在东部、东南的山区里，只有少量野战部队留下来，在湖区周围防范湖匪的攻击。
“三郎提到战后对采矿业的整顿、管理，在这上头可对官府有何建议？”
那两路，江豚大约有众万人，白浪有三、四千左右。
赵重弼将桌子一拍：“言之有理！”他端起酒杯来仰脖子喝了，然后告诉李丹：
“你此去余干且放手去做，我明日到衙门先给你开具文书，给你个饶州团练副使、南部都巡检的名义。
“制订规约保护工人，限制矿监、工头盘剥、欺侮的行为，在工人面前树立公正的形象，把他们和矿监、工头阶层给分开，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与官府为敌的人数。
杨星既不在安仁放太多兵力，我们也就不必管他，先集中力气解决其它方向，再决定是否掉头向南。
急忙派兵来夺，说明他对安仁很在意，还想进饶州。根本不动，说明夺占此城只是虚晃一招，其实他们想蹲在抚州，甚至往建昌、吉安发展。
唯一缺点是多数人习惯山地，像蒋彬那样乐意跑到湖里去吃饭的并不多，更多的人是在犹豫或因家小拖累而放弃。
由此可见卫所兵来源主要是藉选，也就是有事时按户籍点卯或抽选参加服役，军户的户籍也不是固定不变，接受投充（应募）或简拔，以保证数量和质量的稳定。
李丹从麻九、杨大意、盛怀恩这些老军伍口中得知，营的规模和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
“啊？”赵重弼大吃一惊：“你就不怕这些人丢了性命？”
然而这里还有个问题，其父杨贺所求究竟是抚州、还是饶州呢？
“大人有所不知，收到范县尊手谕后，学生即派了几股探子前往抚州。”
这三人之中，白浪势力最小，但却是百姓认为最仁义的，与另两支经常冲突。
行军干粮一般往返五日内（比如侦察或巡逻）自备，超过五日的由卫所配给。
“猜不到？”赵重弼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但本朝卫所兵则由军户专任，子承父业，是专业化世袭军人。
从这件事上他也看出，由于叛乱频发，官府对各地下放了权力，以便各级机构及时镇压。
李丹向他解释，然后说：“学生派人的目的有两个：探查安仁守卫情形，以及尽可能详细了解东乡匪军的内部情况。不过目前尚未收到回报，如有消息当向大人通禀。”
这种队伍没有土地和家属的羁绊，说走就走、让打就打，因此更适合跨地域的长途野战机动。
指挥使下面管辖各所，主官由千户（千人至千五百人）或行千户（七百至八百人）担任。
事有先后、轻重、缓急，君年纪轻却比吾等想得明白，真难怪你们能够以少胜多。”他稍停顿片刻，与李丹饮了杯酒，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