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
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
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政策执行不力，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
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都完全违背了变法初衷。
用人不当，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
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保守派强烈反对。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
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
综合上述，变法改革没有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层面上去改革，说穿了就是三冗问题。
改革要真想成功，对于士大夫阶层利益必须动刀。
土地兼并无休止，没有对官僚阶层进行一场大清洗。
对于地主士绅也没有像清雍正朝进行摊丁入亩，丈量土地。
宋朝建立以来最大的错误便是士绅不纳粮，中个举人便有人送上粮田，加上所谓职田。
这本身就是很荒唐的，这也是造成读书人科举考试只为千里为官，只为贪财。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指的便是贪腐问题。
士大夫共治天下，实为乱天下。科举制度本意是为国选才，却忽略天下贡生的德行问题。
造成无德无才之人上位，或有才无德之人掌权，这也就是宋朝奸臣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多。
这类人一旦多了并拥有权力，宋朝灭亡也就成了必然。
王安石变法没有解决社会结构性问题，耕者有其田才是社会稳定基石，然而变法没有从根本处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这是所有王朝灭亡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官有俸禄却还要占据生产资料土地，是引发土地兼并的源头之一。”
武珊珊初步讲述了变法中问题所在，至于建议，看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