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是从反面上论证不以正治国而造成的社会不安宁状况。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中的“忌讳”不是简单的一些言行上的忌讳，而是统治者限制老百姓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即限制命令太多，人民不能自由地生产与生活，那老百姓就会越发的贫困。
这其实就是希望统治者能有开放的态度，不要囿民！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则是说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了。
那时国家没有管控武器，民间狩猎也好，自卫也好，制些刀剑弓箭之类的备用也正常。包括为服兵役而自备的武器装备。因为那时相当于实行的是府兵制，战时家家户户派人服兵役，自带装备。这在《木兰诗》中有所反映。
但若这些利器成了家家户户都必备之物并且多了，就说明一个家庭要经常多人服兵役，或用以民间械斗之类的。这就可想而知社会多不安宁，政治多么昏暗。
当然，这种情况就催生了墨家。
墨家的根本点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起到了保护民众、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的。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这点老子本着实用主义，对艺术进行了否认。
道家讲究朴素，物以致用是他们的起码价值观，所以他们对精神文明方面是有所忽略了的。
“伎巧”本应指歌舞一类的能力，当然也包括某些特技（如杂技或“霸天举鼎”之类的出众之能）。
伎，表演者。老子以此来概括他心目中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事物，包括艺术品创作。
老子认为，人们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去弄这些，不过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弄些奢侈品（如玉珮）之类供赏玩的东西出来罢了，反而会助长“贵难得之物”的浮华风气。
诚然，老子不重视艺术甚至有点儿反对艺术创作，但他也看到了一点:社会过于热衷文艺，造成世风浮华也是不好的。
这就好比明星大腕们被捧上了天，民众出现追星狂潮，也终究算是不良影响吧？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也是个问题。
但胡寄窗说老子反对工艺技巧而视之为社会祸乱的原因，则是扩大化了。
老子肯定不会反对有实用价值的发明创造！不然他何以会以“大器晚成”及“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之类的话来作论据说明一些道理？
他只是想强调“圣人为腹不为目”而已。
其实，老子是支持民间艺术的！
他在后面关于小国寡民的论述中，也有“乐其俗”的说法的嘛！
他所反对的不过是代表着奢侈的奇技淫巧而已！
人无完人，老子有一定局限性也正常的。
至于“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也如此。
老子主张“行不言之教”而使社会自然安宁纯朴。他并不认为老百姓是靠统治者的严刑峻法管乖的，他那时代也不可能具有依法治国的概念。
在老子以及之前的古圣人或许都认为法律仅是用来协调人们的生活而已，并不指望靠法律来管理好社会。
当然，若真达到“圣人之治”那样教化好了民众，的确再完备的法律也是虚设。
但没达到那种程度，总得要有法可依来惩治奸恶之徒才行。
不过，老子此处只是想用“滋彰”来显示一下统治之无能而已。
即不以正治国，就没有抓住治理社会的根本，民不聊生。再怎么强制严令，盗贼也会越来越多。
这说的其实就如“逼上梁山”一个道理。
乱世用重典，许多统治者都这么做的。但他们想以此来掩盖自己无能改造乱世成为安宁和祥之世，往往只能适得其反！
而朱元章挺不错，他就双管齐下。
他在大力发展生产之时又严惩贪官。
但值得说明的是，他的重典，没有针对老百姓，故明初不像秦末。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翻译一下就是:
所以圣人说:“我不去想我要建立啥子功绩，就那么顺其自然领导下人民，而这么样就使老百姓自觉归于教化了；我好静不喜搞出些扰民的事来，老百姓就自然地纯正了；我不扰民生事，民众自由自在地生存与发展，他们就自然而然过上了富足日子；我没贪欲，不与民争利，老百姓也就不争利，自然地变朴实了。”
这是老子直接引用圣人之言来正面论证“以正治国”了。